当父亲给儿子东西的时候，儿子笑了;当儿子给父亲东西的时候，父亲哭了。

　　小的时候，没有文化的父亲教育儿子：长大了穿皮鞋，当城里人。父亲说，他早年间到城里人家要饭，狗咬他，他拿打狗棍往狗嘴里戳，主人就拿穿皮鞋的脚踢他。

　　在上世纪80年代的鲁南农村，皮鞋是个稀罕物。“大皮鞋，呱呱叫，上火车，不要票!”小孩们几乎都会唱这段顺口溜。而对于像父亲这些穿了半辈子草鞋、布鞋的泥腿子们来说，皮鞋就是吃香喝辣过好日子的代名词。

　　记忆里，我第一次穿皮鞋是在1982年。那年我4岁，玩耍时不小心掉进了邻居家的地瓜窖里，摔断了腿。父亲用地排车把我拉到30里外的县城医院里，医生说，这孩子的腿保不住了，恐怕要截肢。父亲跪下就给医生磕头，磕了一头血泡，医生只是叹息。父亲疯了一样拉着我换了一家又一家医院——孩子的脚都没有了，拿什么来穿皮鞋呢?

　　后来，几乎绝望的父亲把我抱到城郊医院的老先生面前，老先生在我腿上捏了几下，说，这孩子的腿能治。父亲一下子又给生先生跪下了。

　　穷人家的孩子生命力就是顽强，同病房的几个城里断胳膊的人每天猪肉炖苔菜加白面馒头养着不见好，我吃着母亲从老家里送来的地瓜煎饼和咸菜，腿却奇迹般地好起来。住了20多天，医生就通知我们出院了。

　　我在床上躺了3个月。一天中午，父母从地里回来，把我抱出来晒晒太阳。院子里有棵小槐树，我扶着它，慢悠悠地站起来，又试着向前挪了一步。“我能走路了!”听到我的喊声，父母从厨房里冲出来，看到我，他们泪水哗哗地往下淌。

　　那天的午饭，父亲买了五毛钱的豆腐，一家人改善生活——为了给我治腿，我们家已经算作赤贫了。下午，父亲没有下地，挎着炒好的一篮子花生进了城。在我出院后的每周里，父亲都要去这么一趟，先到工人文化宫前卖掉熟花生，再到医院里去拿我一周用的药品。

　　那晚天黑了很长时间，父亲才顶着一头冰霜回来，进门就到我床前，满脸挂着笑。他变戏法似地从篮子里摸出一双鞋——皮鞋，又从被窝里掏出我的小脚丫，给我穿上，然后心满意足地欣赏着。“我儿子能穿皮鞋了!”他对母亲说。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父亲说那句话时的样子。父亲的话给了我巨大的动力，几年后，我上学了，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的成绩一路扶摇直上，到高一那年，周围几个村子的人们都提前喊我大学生了。

　　腊月二十七是我们镇上的大集。我穿着拖鞋，把自己惟一的一双白运动鞋洗了，准备过年。父亲杀了家里的一只羊，到集上卖肉换年货。下午的时候，他买了一双皮鞋——实际上是人造革的，喜滋滋地进了门。人家要20块，父亲还价10块，最后14块钱成交。他一高兴，拿成了两只一样的。父亲不肯吃饭，执意要骑着自行车去换。他回来的时候，外面纷纷扬扬飘起了大雪，饭已经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