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调皮捣蛋不服管的“笨”学生，

一位心怀热血有韧性的“傻”老师，

一场全美国最难的学科竞赛——未来问题解决大赛，

一个震撼了美国的教育奇迹！

哈佛、耶鲁、斯坦福、麻省理工、西点军校……

纷纷向这些渔村里的孩子敞开怀抱！

最伟大的教育，不只传授知识，更会激发创造

最伟大的老师，不单教会学生如何学习，更能教会学生如何赢得人生！

孩子，比你想象的更加伟大！

心用对了的教育才是真正伟大的教育

文|曾静（北京大学医学部/心性教育学习与实践者）

“这是一个最美乡村教师翻转美国238年教育史上的传奇故事。”

“这是一个全美优秀教师放下成见、与孩子同步成长、共同完成自我实现的教育实践。”

乔治•古斯里奇博士曾经是大学老师，在他来到世界边缘之岛圣劳伦斯岛甘贝尔小村庄，与一群厌倦学习、顽皮叛逆的爱斯基摩青少年为伍……，然而，最终他们却难以置信的获得了美国教育界最具难度的竞赛“未来问题解决项目”全国总冠军，创造了美国教育的奇迹。

在《翻转人生的教育》这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爱斯基摩孩子们的转变，从不爱学习到爱上学习，在“未来问题解决项目”中大获成功的故事无疑具备了吸引眼球的诸多因素。然而真正吸引我的并不是某种方法成就荣耀的奋斗史，我感兴趣的是在如此巨大的师生反差下，他们如何交流？教师如何走进孩子的内心？决定外在的，永远是内在的，技巧与高强度训练获得成功并不困难，然而我相信真正能帮助孩子释放出创造力的，必然来自于师生的互信及孩子本身对自身特长的认识与发掘。他们到底是怎样做到的？

慢慢读来，我渐渐找到了答案的线索。这是一个好老师放下成见、与孩子同步成长、共同完成自我实现的教育实践。最好的学习，是生活的延续。我们永远不可能教给孩子我们没有的。教育不是居高临下的改造，而是以平等的姿态去观察、理解、引导、融入，是师生共同完成对待人生的功课，是关于人与人沟通与成长的实践。心用对了的教育，才是真正伟大的教育。

诚如作者乔治所言“……某种程度上，孩子可以作为我的导师，让我们学到了终身收益的东西。” “多年后，我才领悟到我和学生们究竟创造了什么：我们将西方文化的演绎法、抽象理论与线性思考”和爱斯基摩人本地文化的整体、非线性相结合，最后创造出一种阐释世界的全新沟通方法。”

而面对当下的教育，我想说：这种沟通方法，正是真正值得我们反省与借鉴的。

这种受启发于爱斯基摩人直觉性、体验式、整体式的思维方法，“像在清楚地阐述真实的生活关系”。通过“什么，为什么”，了解问题，挑出问题，发现可能性，再深入精确下去，发现新的可能性。这既是发散性的教育，也是精确性的教育，是强调原因、而非强调结果，强调动机、而非强调目的，强调可能性、而非强调正确性的教育。在关系的梳理中，在各种可能性的挖掘中，孩子们更清晰地认识事物，发展出专注力与自信心。这即是处理事物关系的方法，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

在《翻转人生的教育》这本书中，孩子们借助这种被简称为“什么为什么”的思维方式，解决超过自身生活经验和知识范围内的复杂问题，一群还不知道基因概念的孩子，竟然几周内就能用简单的语言来阐述复杂科学内涵，与科学家们探讨前沿的基因问题，令人惊叹。

我们不得不反思，文明社会的教育往往让学习变得过于复杂，我们不断做“加法”，创造概念、理论，通过概念理论的累加而去认识事物，却反而被概念束缚而视野狭窄，越来越远离事物的本质，远离真正的解决力、创造力。从而让孩子们的学习变得越来越远离生活。而远离文明的爱斯基摩人，或者说生命之初的孩子们，拥有着跳过概念，洞悉本质的能力，拥有着以一应万变的潜力。只是我们不懂，经常以成人的自我和傲慢去低估孩子。

而作者乔治，正是以耐心和敏感，发觉并保护了这份原始与简单。他没有过度选择用他的方法去改造孩子，而是更多的选择了改造他自己，他依照爱斯基摩孩子的文化和天赋去改变或创造教学方法，用孩子们的生活体验来阐述知识，他与孩子们一起将“未来问题解决”的方法提炼深化。他不仅改变了以往老师居高临下、生硬灌输的教学方法，而是以平等、理解、允许孩子们做他们自己，以他们自己的文化为荣，遵循他们自己的本心与天赋来生存，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真正的自信心与成就感。而他们的这些改变，由开始为了奖杯与旅行，渐渐变成了为学习本身而学习。这一切可谓是为了一个民族、为了更多孩子收获幸福的人生而进行的特别教育，让人敬佩。而作者乔治自己，也在这样的过程中，四度成为美国最优秀的教师。

我多次翻看这本书里面的一些段落，真是爱不释手。许多孩子与老师的睿智话语亦打动人心，发人深思：

“你真的认为我们可以把生活和学习分得那么清楚？”

“别教他们，可以学着接近他们，和他们交朋友。”（女儿给父亲的教学建议）

“意念本身可能是电磁性的，像个数学公式。”“哪一个是较大的真实，真实是一切。”

“每个活的东西都能沟通。”

“心智不止发生在脑，而在这整个人体。”

“人总是有很大的期望，总是希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而他们总是得不到。”

“沟通理论和你每天做什么之间没有差异，写作和任何其它活动之间没有差异，问题解决不是要学习写作，它能帮助我们处理任何事情，解决任何问题。”

“人们看待世界的惯有方式，会影响我们正确看待某些领域的问题，因为坚持一个合理、有秩序的宇宙，白人可能把自己封闭于一个较局限的物理世界。”

……

在这本书中，一切传递的信息，也正如这个故事本身，真实而充满真爱，智慧而充满正能量；因为翻转人生的教育源自于乔治一家人真实的生活写照，他33年的乡村教学实践，总是坚信，孩子比我们想象的要伟大。也让我明白：对于孩子们的教育，一切皆有可能，关键在于你如何去看待，如何去相信。请让我们一起开启翻转人生的教育，收获幸福的人生吧！

《翻转人生的教育》乔治：好的教育是一种技术

作者专访

乔治·古斯里奇谈教育本质

《翻转人生的教育》写的是我的工作在现实生活中的成果而不单是教育学理论。

我人生最大的激动就是看到年轻人成功，不仅仅是在比赛中获胜，更是将来能成长为具有领导力思维的成年人。我个人所获得的喜悦在于发现一些解决复杂问题的简单技巧，这就像解开谜题一样令人兴奋。当年获胜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多少兴奋。事实上后来我得到世界级小说家奖励时，我也只是把奖杯随手放在书架上，甚至现在已经不记得放到哪里去了。

从《翻转人生的教育》中得知您是为了自由而选择去阿拉斯加的边缘之岛——圣劳伦斯岛，而且是携全家人一同前往。去之前您了解过原住民区爱斯基摩文化和当地孩子的教育情况吗？了解多少？

乔治：我在去圣劳伦斯岛之前对爱斯基摩文化一无所知。事实上，除了6个非洲裔的学生之外，我从未教过任何白人之外的学生。我们在到达圣劳伦斯岛之前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的确有一个长达两个小时的培训，但我和妻子因为航班的问题错过了这个培训。我去那里不是为了自由，也不是为了探险。我过去全职写作，但我有些想念教室了。这个工作的报酬几乎比我大学的工作薪金要高出三倍。我妻子的表亲们教过爱斯基摩人，但他们从未和我们详谈过。我问妻子她是否愿意到一个爱斯基摩村庄任教，我以为她会拒绝，那样我就会接受那个大学所提供的工作。但她却说：“当然愿意。”当我们面试的时候，面试官——之前在那里担任校长——对我们撒了谎。他说那里一直风平浪静。但他没有提到有学生曾把他打晕，还有人曾试图用武力闯进校长公寓，另外一个学生则把老师的房子点着了，而当时老师们还在房子里。

到达目的地后，面对恶劣的生活环境，是什么动机促使您和妻子、孩子坚持要留下来的呢？

乔治：我们是一个一旦开始就会坚持到底的家庭。恶劣的生活环境并没有给我们造成困扰。我妻子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生长环境很苛刻。我能住豪宅也能住陋室。这对我来说关系不大。我们把所有积蓄花在寄行李到岛上，然后又买过冬的食物，再加上冬天的棉衣等等（虽然最后大部分都没用上）。我们决定在那儿待5年。当然，最后我们在阿拉斯加待了33年，虽然现在我在办理明年的退休手续，但我也计划以后每年去那里住上一段时间。

当您给孩子们上课时，看到孩子们在课堂上的种种行为表现，如无视课堂纪律、不尊重老师等，您当时的想法是什么？有什么对策？

乔治：孩子们的行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有一些基本准则。第一，不要溺爱孩子或像个国王一样颐指气使，发号施令。换句话说，不要纵容孩子——他们会利用你的好意反过来对付你。另一方面，也不要对孩子们破坏规则过于在意。挑战权威是成长过程的一部分。因此，班级纪律要尽可能简化。比如，我培训的一个新任老师非常生气，因为有一个学生总把脚放在桌子上。但只要这个学生在学习，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摔倒伤到了自己，那是他的问题。他的年纪已经足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第二，不要把孩子，尤其是男孩子，逼得走投无路。要坦然给予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如果你把一头受伤的野兽逼到绝境，你得给它留条逃生之路。不然它别无选择，只能攻击你。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孩子。第三，使用我说的“位置”原则。如果你走到桌子旁边，不要站在那儿。那样就把学生们置于一个屈从的位置，他们只能仰视你。另一方面，也不要弯腰俯在桌子上。这会让学生们感觉你在像母亲一样照顾他们。你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不是他们的父母。因此，当你走到桌子旁，要放低身体，确保和学生们在同一高度。这样，你和学生们的眼神以及思想才会在同一个高度上有交流。

当您接触到“未来问题解决”项目时，您首先弄懂了这个项目最基本的规则和解题过程，那您又是怎么理解并把这个项目浅显易懂的传授给孩子们的？

乔治：由于暴风雪的袭击，我几乎对这个项目或教学方法一无所知。我一开始方向就错了——我的开题是“从萨文格（村庄名）转移一头大象”。这是要解决问题，但这个场景太不真实了，很荒谬。而且，我意识到对于爱斯基摩人来说，更为关键的是问题识别。我们花了90%的时间在识别和分析问题上，而不是试图解决问题。这很符合爱斯基摩文化，即不要犯错。犯错意味着死亡。顺便说一下，这个观念似乎也很符合亚洲文化。美国人急于尝试，解决问题的时候对所有变量不加识别。所以我们也用这种方式发动战争——我们以为会解决问题，但事实上却造成了更多的问题。亚洲人似乎把事物考虑得很仔细，很全面，这和爱斯基摩文化中的任务分析很相似。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那种不多加分析就解决问题的需求结合起来，那我们就真的拥有了强大的力量。日本的汽车制造业大多由白种美国人开办，这并不是巧合。日本人对汽车行业及其可能带来的问题进行分析，由美国人提供创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相似的情形在日本海苔行业也发生过（我在美国曾经历过类似情形）。

让我们回到课堂上：简化班级纪律。我唯一的要求是“成熟一点”。如果学生开始不守纪律，我只要把门打开——幸运的是，在我授课的两个爱斯基摩学校里，都有通到外面的门——并解释无论他们在不在学校，我都无所谓。这样我就避开了他们的杀手锏：他们认为老师会不顾一切把他们留在学校。我不在乎他们待不待在学校，我也明确地告诉他们这点。我喜欢教学，我对此也很在行，但我并不是来打击孩子的自尊心的。我做的只是缩小他们的优势，让他们意识到他们不会惹怒我。我在课堂上公事公办。当马歇尔站在桌子上威胁着说要把我从窗户里扔出去的时候，我装作对此毫不在意，只要他在学习。这对他们来说只是个游戏，我清楚这点。只要他们在学习——高效率地学习——我对别的小事并不在意。

我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诱惑，这大大简化了他们学习的过程。他们开始学习“解决未来问题”项目是因为可以赢得一次前往安克雷奇的免费旅行。第一年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取得第二名的成绩几乎就是个意外。当我告诉他们第二年我们会赢得州冠军的时候，他们相信了。就像书中提到的，我花了很大力气来说服八年级（现在是九年级了）的女孩们。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参赛理由，我只是找到了那个“按钮”。默尔想要证明爱斯基摩人有竞争的能力，鲁美(Romie)想要赢（也为了她在狱中的哥哥而赢），卡莎想要学习写作，等等。我从未想过我们会夺得全国冠军。在这件事上孩子们大大超出了我的期望。像书中提到的那样，参加国家级比赛的时候我只希望他们能做到尽力而为。但我们赢了，还赢了两次。

《翻转人生的教育》中，您为“未来问题解决”项目找到了“什么为什么”的解题方法，打开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孩子们因此和您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您觉得他们是从这时开始信任您、尊重您的，还是在别的什么时候把您当成他们真正老师的？

乔治：我感觉他们从第一天就开始信任我了，就在他们问我准备待多长时间（或“你是干到圣诞节就离开吗？”）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计划待5年，我想他们意识到我说的是真的，尽管他们因为这个而取笑我。老师们来了又走，他们对学生们的信心不足以令他们对学校做出承诺。此外，我在第一年给了他们很可观的自由时间，再加上那年有考核，老师的工作日有很多。那年有很多天学生们都不用上学。当然，我们在州级考试取得名次后，跟已经上了高中的学生打交道变得比之前容易了很多。问题出在刚上九年级的女同学身上。因为她们的考试分数很高，我们让她们加入了“解决未来问题”项目。那年我们把这个项目当做课程来讲。直到后来我们才发现她们八年级的时候考试成绩这么好是因为当时的老师作弊了。

您和丹校长的谈话阐述了孩子们 “既不愿意学习知识，也不愿意真正学习如何狩猎”的情况。当下，在中国也有这样不喜欢学习、也不愿意学习一技之长的孩子，针对这样的孩子，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去引导吗？

乔治：问题是，现在的孩子以为他们是在学习狩猎，但却不愿花费时间或努力来变得优秀。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很优秀。我尝试向他们灌输上学的重要性，提醒他们（就像Merle告诉我的那样）鲸鱼一直都在。但如果没有知识，可能就无法找到鲸鱼。我认为学习是一项工作，而不是一种乐趣。我想他们很认同这一点。

您为了陪伴孩子们一起参加竞赛，病倒在西雅图，为什么几次加大药量坚持而不是退出此次竞赛？

乔治：我没有时间去看医生。事实上，我病得比我在书上描述的要严重得多。有很多健康问题我没有写进书里，因为我想让这本书更多地是关于孩子的，而不是关于我。另外，我担心如果我去看医生，医生会让我住院。

面对当地极差的教育环境，您帮助孩子了解基因工程，并帮助孩子们想出了极具创新的想法，激励孩子们坚定信心，面对现实，做真正的自己，您在鼓励孩子们时，动情的说：“这次参赛不只是为了甘贝尔居民，也是为了每个地方的爱斯基摩人”，您希望让孩子们明白什么？通过比赛证明什么？

乔治：我希望孩子们把目标定得很高，然后用尽一切办法去实现这个目标。这样就算他们实现不了，也不代表输了。真正的胜利在于为了取得胜利而努力的过程。说到比赛，我想让孩子们明白任何事都包含很多——经常是无数的——变量。孩子们需要停止依靠父母来解决问题，对于爱斯基摩人来说，他们要停止依靠政府来解决问题。他们不但要在生计问题上自给自足，而且要在他们从事的所有事情上变得独立。太多的阿拉斯加当地人依靠政府生活，也有太多的年轻人希望别人帮他们把一切都处理好。但是，关键是要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见过很多执教“解决问题”项目的老师。他们给学生的目标是“要开心”或“要学一些解决问题的技能。”而我给学生的目标是在两年内赢得全国冠军。目标非常明确——而且还有期限。

您在《翻转人生的教育》快结尾处提到：“两年来，我给孩子们建立的爱和赞赏，现在像水坝一样崩塌，泪水夺眶而出。”你当时最被什么触动？当您带领孩子们获得了全国总决赛不可思议的成绩，被评为最杰出的学业教练时，面对这一荣誉，您觉得您的付出和回报成正比吗？

乔治：我人生最大的激动就是看到年轻人成功，不仅仅是在比赛中获胜，更是将来能成长为具有领导力思维的成年人。我个人所获得的喜悦在于发现一些解决复杂问题的简单技巧，这就像解开谜题一样令人兴奋。当年获胜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多少兴奋。事实上后来我得到世界级小说家奖励时，我也只是把奖杯随手放在书架上，甚至现在已经不记得放到哪里去了。讽刺的是，在与这些孩子相处的过程中，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人们夸奖我的教学方式，因为这使得我与其他教师的关系恶化。书中描述的我与杰拉尔德及其他管理层的关系其实只是轻描淡写，事实上要差很多，而且在我们获奖后更加地恶化。我后来明白高中老师并不容易接受其他老师的成功，因为他们倾向于用学生的成功来衡量自己，而不像大学教授是用发表论文和演讲来衡量自己的成功。这是不同的衡量标准，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还有另一个更令人讽刺的事，我上大学的时候学到一句谚语“会做的人去做，不会做的人去教”，换句话说，成功的作家都不会去教书。因此当时作为教师越是成功，我就越没有自信，因为我总是把自己视为一个作家而非教师。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发现自己喜爱教书更胜于写作，而那时我却得到了世界小说家奖。去年我又得到了4个国际编剧奖，但我仍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教师，接着才是作家，这恰恰跟我当时教授这些孩子时的想法相反。

在阿拉斯加未来问题解决项目办公室信中说：您不仅教会了爱斯基摩学生如何赢得比赛，也教会了他们如何赢得人生。这些您曾经教过的学生，现在都走向了怎样的人生呢？

乔治：正如我的书结尾说到的那样，这些孩子都在各个方面获得了成功。默尔成了一名猎人，马歇尔成了一名猎人以及岛上企业的领导者（有几个女孩长大成人也在这个企业工作），卡莎嫁给了如今闻名于世的雕刻家布恩，阿尔文如今也成了著名的雕刻艺术家，梅雷迪斯做了世界最大的遗传工程材料制造企业的总经理，格雷琴在一所高中教授科幻小说和奇幻文学。（无独有偶，格雷琴也带领当地一个村落的学生们获得了全国冠军并打破了全国最高分记录，然后又带领她寄宿学校的高中团队获得了全国冠军）。

您是想通过“未来问题解决”项目帮助爱斯基摩孩子，让他们开始认真对待学习，还是有别的什么计划和想法？

乔治：我后来不再教书了，一方面因为那儿的管理层很难相处，另一方面是我的健康原因。正如书中说道的，后来我协助建立了RAHI（阿拉斯加农村荣誉委员会）。我之前也说过，我的学生遍布美国北部的各个大学，他们毕业后向大众传讲我如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而现在我希望能将我们的方法带给更多美国民众并传播到中国。问题是我年纪太大，已经无法来中国来教书，最多只能做客座讲师（以前我以为中国文化很尊崇老人，所以年龄不是问题呢）

谈一谈爱斯基摩人和爱斯基摩文化，是怎样的？

乔治：（实际上我不是太明白你的问题）爱斯基摩人的典范是强壮、冷静的猎手，同时他们也很清楚要训练年轻人成为当代社会的领袖。过去大多数爱斯基摩人都生活的很节制，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他们不是这样谨守地生活，可能就会逐渐与现代文化融合而失去自己的文化。不幸地是（正如我书中指出的），大多数教育者认为教授学生一些语言、舞蹈、手工就能够帮助他们保留自己的文化，这些技能是重要，但是他们疏忽了我认为真正重要的东西：这些当地人具有的独一无二的认知能力。

在您看来，“未来问题解决”项目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项目，能否被如学校班级与班级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家长和孩子之间等，不同国家、教育体制或团体复制，很好的开展问题解决互动游戏呢？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

乔治：在我跟我的学生参加竞赛前，FPS（未来问题解决项目）倾向于有天赋的儿童群体。我的联合导师布鲁斯•柯里曾说我永远改变了FPS。我始终坚持研究、研究、研究。我告诉他们真正的创造力来自知识而并非天生的想象力。现在FPS所教授的能力是任何教育环境和工作环境所不可或缺的。我曾在夏季预备学校教授了20年（1991-2011），我的很多学生都参与了FPS的高中项目，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比其他人教授的更深刻而清晰。

在走向冠军之路中，您认为这些孩子们那些方面被改变了？比如在心灵上、思想上、学习上等都有什么变化？

乔治：我想卡莎对此作了非常好的总结，我不记得有没有在书中写出。她说：“开始参加的时候，我是希望又一次免费的旅行，后来我希望能获胜，而现在我觉得这些理念太棒了。FPS为我彻底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在书的最后，看到您还要继续坚持从事这里的教育工作，似乎对这里充满了感情；特别想知道在您最后离开这里的时候，这里的教育和学生们都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现在的甘贝尔是一个什么样的甘贝尔，“未来问题解决”项目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还存在吗，现状如何？

乔治：我走后，学校为了节省开支用刚毕业的大学生换掉了有经验的教师，但是这个地方并不适合没有经验的教育者。我想很多问题又回来了。据我所知默尔对于他的一些村民很失望，他们宁愿把所有时间花在狩猎上也不愿意边狩猎边训练领导力。我们参加的时候，FPS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德国和一些其他国家已经拥有约20万学生，目前已经达到50万，并扩展到更多国家。我曾作为2007年总决赛的嘉宾，当时除了北美洲的学生以外，还有来自印度、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学生。

不知道您对中国教育有多少了解，现在的环境对孩子的教育有了新的挑战，中国的孩子每天被电视、电脑游戏、手机等包围，他们更缺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关于孩子们的教育问题，您对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和父母们有什么建议？如果把未来问题解决项目引到中国来，您有什么建议？

乔治：我有一个针对教育者、管理者和家长的项目，教授他们如何一步步使孩子们获得解决问题和学习写作的能力，而非让孩子们只是严格依赖天赋和后天努力。为此我已经研究了将近30年。现在我们已经成功教授了从学前班到博士后项目的教师。

对于想做FPS项目的人，我给出的建议是，这个项目确实有一些培训，但是有时培训并不能让一个团队获得成功的核心。如果邀请我来中国，我很乐意跟教师和管理者们交流一下。

作为教育专家，您认为真正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具备怎样的特质？怎样的教育才是好教育？怎样的老师才是好老师？

乔治：正如书中所说（并且已经有很多人转载）：“好的教育是一种技术，而非能力。”好的教师可以简化复杂的问题、想法和过程并简单易懂地讲给学生。好的教师不会让这些小事控制他的教室，而是他们自己一直在控制（质量控制，而不是独裁主义）。然而最重要的是，教师应该是教育者而不是演员，当然这是在不让孩子失去学习兴趣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