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途的另一面

自从去年12月省考结束后，沈喆已经玩了8个月。

时不时地，他会听身边其它学校同届的朋友们表达对他的羡慕。一位浙师大数学系的朋友想要回宁波工作，告诉沈喆自己还得考研，因为是考编的一个门槛。另一位武汉理工大学的朋友，理想是进腾讯、华为这种大厂工作，感知到现在的就业压力后，也面临需要“被动考研”的局面。

老朋友们不约而同地怀疑起自己当初的选择，“他们当年的分足够报警校。现在会有一些动摇，当时的选择到底正不正确？”

在身边其它学校的应届生还在为工作焦虑需要考研考公时，沈喆已看见一份确定的未来：省考通过后，自己将于8月入职浙江省的监狱，成为一名狱警，年薪20万上下。

与身边许多同学不同，沈喆的父母是生意人，给五星级酒店供给客房和餐饮服务。疫情期间，通过父母的遭遇，沈喆感受到这几年经商的风险。父母尽管收入高，但是压力大，总是焦头烂额，要不断应酬、找项目，实际上可支配收入不多，“没法潇洒”。

而他观察自己身边的公务员，拿着“死工资”，反而生活在一种确定感中，“可支配收入”很高，“他们脑子里想的就是下个月靠着这么点钱，可以去哪里玩，去哪里爬山、旅游，而不会想着明天要去哪里挣钱。”

他也记得2019年前经济环境还好时，警校的分数线“很低很低”，“那时候最火的专业还是金融和计算机。”而今年，财经类院校也不再吃香，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2024年投档最低分较去年都有下降。西南财经大学等往年都可以招满学生的大学，今年都有缺额。

互联网上有机构从业者戏称，“难道我们回到了过去？现在的局势跟八九十年代的中专生吃香，真是太相似了。那时中专生出来能有铁饭碗，包分配，非常火热，上不了中专的人才去读高中、考大学。”